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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相机,迈入战场:战争中的女性摄影师]

原标题:扛起相机,迈入战场:战争中的女性摄影师 来源:Aperture

黎巴嫩内战隔离区里的巴勒斯坦人和基督教民兵,弗朗索瓦·德穆拉摄于贝鲁特,1976年1月19日。图片来源:Françoise Demulder/Roger-Viollet/The Image Works

都2019年了,我们却仍然需要举办女性摄影师专场展览,来展现女性在战地摄影领域的作品,这似乎令人非常惊讶。但是,正如杜塞尔多夫艺术博物馆的总干事费利克斯·克雷默(Felix Krämer)在前言中写道的:“尽管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女性摄影师一直冲在前线……但是,我们却仍然认为战争只属于男性。”

德国摄影师安雅·尼德林豪斯(Anja Niedringhaus)曾获得过普利策奖,但于2014年在阿富汗工作时遇害。最近摄影博物馆获得了这位摄影师的74张照片。策展人安妮-玛丽·贝克曼(Anne-Marie Beckmann)和费利西蒂·科恩(Felicity Korn)的观点比克雷默尔更为激进。他们认为,女摄影师需要人们的特别关注,因为,“不仅在战地摄影史上,而且在普遍的摄影史上,人们都忽略了她们的作品”。

骑着摩托车的阿富汗男子路过加拿大士兵。彼时,皇家加拿大兵团正在坎大哈Panjwaii区进行巡逻。安雅·尼德林豪斯摄于阿富汗,2010年9月。图片来源:picture alliance/AP Images

《女性战地摄影师:从李·米勒到安雅·尼德林豪斯》是同名展览的摄影集,作品涵盖了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尼加拉瓜、以及困扰中东六十多年的冲突。收录的摄影师包括格尔达·塔罗(Gerda Taro)、李·米勒、凯瑟琳·勒罗伊(Catherine Leroy)、弗朗索瓦·德穆拉(Françoise Demulder)、克里斯汀·斯彭格勒(Christine Spengler)、苏珊·梅塞拉斯(Susan Meiselas)、卡罗林·科尔(Carolyn Cole),以及安雅·尼德林豪斯。

波利萨里奥阵线(Polisario Front)的战士,克里斯汀·斯彭格勒摄于西撒哈拉,1976年。图片来源:Christine Spengler, Paris

战地摄影师时刻面临着生命危险,女性摄影师也不例外。摄影师格尔达·塔罗被认为是第一位女性战地摄影师。她是一名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曾与爱人兼事业合伙人恩德雷·弗里德曼(Endre Friedmann,别名为罗伯特·卡帕)一起报道了西班牙内战。最初两人一起出售照片。1937年,塔罗在撤离布鲁内特战役时被坦克碾压而死,年仅26岁。直到1990年代,人们才意识到她对于罗伯特·卡帕的贡献。摄影师安雅·尼德林豪斯在阿富汗,她正在车上等待美联社同事凯西·甘农(Kathy Gannon)的时候,被一名警察枪杀。她是团队中的唯一一位女性。该团队由11名美联社摄影师组成,2005年,他们曾因报道伊拉克战争而获得普利策最佳新闻摄影奖。

西班牙共和国的女民兵正在巴塞罗那的沙滩上训练。格尔达·塔罗摄于西班牙,1936年8月。图片来源: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 New York

女性一直都是战争的一部分,但通常都是战争所带来的侵略和暴力的受害者。她们也曾加入到战斗人员的行列。塔罗所拍摄的西班牙内战的照片中,有一张黑白照片令人回味无穷。照片中,一位女性跪着用手枪瞄准射击。克里斯汀·斯彭格勒也曾为黎巴嫩和西撒哈拉的女战士拍过照片。

美国海外新闻俱乐部(Overseas Press Club of America)曾授予罗伯特·卡帕金牌奖,因为“最佳的国际摄影报道需要非凡的勇气”。但是,该俱乐部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将该奖授予一位女性。这位女性是法国摄影师凯瑟琳·勒罗伊。1976年,她曾因报道黎巴嫩内战期间的贝鲁特街头战役而赢得了这一奖项。她也是第一位与第173空降旅战斗队一起降落到柬埔寨边境附近地区的女摄影师。她从21岁起就开始报道越南战争。

搜查轿车、卡车、大巴以及步行的每一个人,苏珊·梅塞拉斯摄于尼加拉瓜,1978年。图片来源:Susan Meiselas/Magnum Photos

科恩和贝克曼认为,女摄影师和男摄影师的视角并没有区别,但是,女性能够获得的机会却肯定有所不同。苏珊·梅塞拉斯以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报道而闻名,她曾这样描述女性在冲突地区中的优势:“在中美洲,我可以靠近人们,因为他们不害怕女性,但却害怕男性。在这些高度军事化的环境中,人们会认为女性的威胁较小。”

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空间会拒绝男性的进入,但女摄影师却可以进入其中。这种机会能够为女性摄影师提供不同的角度,使得她们能够从女性和儿童的角度看待冲突,但这种角度并非一直都受到人们的重视。例如,1976年,弗朗索瓦·德穆拉在贝鲁特拍摄了一张名为《隔离区中的屠杀》(Massacre at Quarantaine)的照片。这张照片凸显了在遭到长枪党袭击后,一位巴勒斯坦妇女的无助。不幸的是,这张照片被她的公司雪藏了八个月,因为它“没有足够的商业价值”。这张照片发行之后,立马就赢得了1977年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的年度照片奖,这是该奖第一次被授予一位女性。父权制的态度仍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这与报道地点无关。尼德林豪斯曾连续六个星期,每天都写信给编辑,最终才获得了前往巴尔干地区报道战争的机会。

痛苦的医务兵,凯瑟琳·勒罗伊摄于1967年。图片来源:Dotation Catherine Leroy

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经说过的:“拍照的行为有某种掠夺性。”然而,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通过这种掠夺性行为,作为女性来见证战争的发生,这蕴含着诗意的正义感。

布满弹坑的墙上,Salem Yuel在萨达姆肖像上作画。美国军队到达并控制巴格达之后,关于萨达姆的标志很快便消失了。卡罗林·科尔摄于伊拉克巴格达,2003年4月。图片来源:Carolyn Cole/Los Angeles Times

翻译:尉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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