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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棣专栏|毛姆笔尖上的中国】毛姆是谁

财新文化专栏作家

将近一百年前,英国作家毛姆来了一趟中国,写了一本游记叫做《在中国的屏风上》。迟至今日,我才辗转从当年林语堂主编的杂志上,看到其中一个章节的译文(详见《林语堂编撰百家小品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文章写的是对辜鸿铭的访问记,不足六页纸,我却已是收获满满,可以分为好几个层次。首先,增进了我对这位极端保守思想的大知识分子的了解。过去三四十年间,辜鸿铭已被捧为传奇人物。一个极为有趣的反讽却是,他当年是被右派知识分子们捧出来抗御和消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左翼力量的影响,仿佛是要在“文革”以后的反思中,竭力挖掘出“极左思潮”的根源,来它一个彻底地“拨乱反正”。在他们看来,不仅鲁迅左了,胡适也左了,刘师培才好,辜鸿铭才妙。如今的我,却陡然从毛姆的笔尖上发现,以当年辜鸿铭对毛姆的言谈而论,他简直就可以成为今日左派们的最佳代言人。历史竟然会是这样的吊诡和不可思议。

据说他是一位精通多国语言的天才,这次看见毛姆笔下却是这样描写:“他讲的似乎是正式的可是夹杂着许多成语的英文。有的时候他加上一个德文短句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的描绘,不仅比较客观,而且相当传神,因为上几辈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在学习外语方面,往往对书面语比较精通,而不够口语话,说起话来总有那么几分不自然。经过一番交谈以后,毛姆对于辜鸿铭的学识,得出了以下结论:“可是他对于欧西哲学研究的最后结果是说,总而言之,智慧只能在孔子圣典范围之内找到的。他深信无疑地接受孔子书上的哲学。这种哲学完全应和他精神上的需要,这叫一切异邦的学问看起来都好像是空虚的”。毛姆接下来的议论也相当振聋发聩,虽然不是针对中国哲学或某位中国哲学家,而只是一种个人的意见,没有什么客观数据支撑,但这恰恰正是一个文学家或者说是作家所能具备的高度精准与深刻睿智。我们往往佩服、诚服于作家的,恰恰也都是这种独到。毛姆说,“我对于这一点觉得很发生兴趣,因为这证明了我的一个意见,这意见便是说哲学是一件性格的事情而不是逻辑的:哲学家的信仰不是依着明显的根据,而是依照他自己的气质;他的思想只是要把他的直觉所以为对的东西造成合理的。倘若说孔子的思想在中国人的脑中这样的根深蒂固,那是因为孔子思想的说明和表现中国人,不是别的思想所能够及得到的”。如此说来,岂不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打倒“孔家店”,因为他所说明和表现的正是我们自己嘛,除非我们能够有些进步或曰进化。

毛姆对辜鸿铭的这次拜访,可谓来之不易。他原本向他的东道主提出想要拜会辜鸿铭,可是“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一点也没有动静”。于是他以“最客气的语气”直接写信恳求,方得到应允。刚一见面,辜鸿铭就对他说,“你想要来看我,我觉得非常荣幸”。可是“你们的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往来;他们想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他们以为他们只消招招手,我们就得来”。毛姆于是写道,“那时候我才晓得我的朋友失礼的宿怨还未消尽。我不晓得要怎样回答才好。我讲了一些客套话”。

而孤傲的辜鸿铭,毫无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偏见”。“你晓得,我是在柏林得到哲学博士学位的”,“后来我在牛津念了一些时候。可是英国人,假使你容许我这样说,是不宜于研究哲学的”。当毛姆企图为他的国人辩护并追问对于美国现代哲学的看法时,辜鸿铭直接了当地说,“你可是说实用主义?”“我用美国汽油比用美国哲学还要多”。

于是毛姆笔下这样记叙道,“他急切地谈着。他并没有圣人的闲适的态度。他是一个辩论者,也是一个斗争者。他厌恶现代个人主义的呼声。在他看来,社会是一个单位,而家庭是社会的基础。他拥护老大中华的旧式学校,帝国,和孔子的严正的圣典。他谈到学校便发脾气,那些新从外国大学回来的,用那亵渎的手,把世界上最古的文化破坏无遗”。

读者千万莫要怪我在这里过多引用毛姆的原文,因为接下来毛姆以三倍的长度,直接引用了辜鸿铭的原话:“可是你们,你们可晓得你们在做什么?”他喊道。“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或文字比我们的优美吗?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奥吗?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的精巧,不及你们的繁复,不及你们的细微吗?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你可晓得我们试过一个在世界的历史上是唯我独尊的实验?我们企图不以武力管理世界,而用智慧。许多世纪以来,我们都成功了。那么为什么白种人会轻视黄种人呢?可要我来告诉你?因为白种人发明了机关枪。那是你们的优点。我们是赤手空拳的群众,你们能够把我们完全毁灭。你们打破了我们的哲学家的梦,你们说世界可以用法律和命令的权力来统治。现在你们在以你们的秘密教导我们的青年了。你们用你们那可恶的发明来压迫我们了。你们不晓得我们有机械方面的天才吗?你们不晓得在这国度里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际最勤恳的百姓吗?你们以为我们要花了很长久的时间才学得上吗?当黄种人会造和白种人所造的一样好的枪枝,而且也会射得一样直的时候,你们的优点便要怎样了呢?你们喜欢机关枪,你们也将被用机关枪判决。”看完这段引文,您是否会觉得一百年前的辜鸿铭,与今日微信上众多中国人的腔调与口气,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啊?

毛姆与辜鸿铭的对话,此时被一个闯进屋里来的九岁女童所打断。辜鸿铭介绍说她是自己最小的孩子,于革命成功、皇帝弃位那一天出世,“是这老大帝国覆亡的末了一朵花”,并自称他自己是“老大中华的末了一个代表”。

于是,毛姆的笔尖上,缓缓走出了这样一段文字,令我久久不能忘怀:“现在他比较温和地对我谈话了,他谈到过去很久以前,哲学家们怎样地和他们的门徒从一国游行到另一国,教导一切有资格学的人。皇帝们召他们去赴会,封他们做城市的长官。他的学识宏博,他那动人的语句把他所叙述给我听的中国历史的小枝节形容得有声有色。我不能自己地把他看做一个近乎悲哀的人物。他觉得自己有总理国政的才能,可是没有皇帝可以把重权信托他;他有广博的学识,他迫切地要传授给他的灵魂所眷恋着的大群的学生,可是来听讲的只是很小数的,可怜的,面有饥色的,愚钝的乡下子弟”。

让我灵魂惊颤的是,一百年前的辜鸿铭,听众早已是那样可怜的小众化、面有饥色、愚钝、来自乡下;可是今日里,竟然会有那么多的人,肚子吃得饱饱地,呆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里,貌似都很精明能干,却在那里狂热地复述着辜鸿铭当年寡无听众的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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